日前，國家發改委公布了《關于創新和完善促進綠色發展價格機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到2020年底前，全國城市及建制鎮全面建立生活垃圾處理收費制度。
根據《意見》，未來將對具備條件的居民用戶，實行計量收費和差別化收費，加快推進垃圾分類；對非居民用戶，推進垃圾計量收費，并實行分類垃圾與混合垃圾差別化收費政策，提高混合垃圾收費標準。
從《意見》可以看出，收費的關鍵點是“計量收費”和“差別化收費”，背后的一個目的是推動垃圾分類。
然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近日通過實地走訪調查發現，當前圍繞垃圾分類的推行，盡管各地都出臺了一系列規章制度和具體實施辦法，但實際執行過程中“應付檢查”與工作停留表面的情況仍然存在，使得垃圾分類在實際推行過程中依然困難重重。
而如何通過“收費”和“分類”聯動，最終從深層次引導人們進行垃圾分類，自愿地從源頭減少生活垃圾的產生量，并實現資源化再利用呢？
有受訪專家認為，合理建立垃圾分類收費標準，是其中的重要挑戰之一。
垃圾分類推進艱難
一直以來，探索垃圾收費制度都被視為推行垃圾分類的重要抓手。
今年1月初，住建部在印發的關于加快推進部分重點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的通知中，就明確提出了“完善生活垃圾收費政策，逐步建立差別化的收費制度，實現按量收費”的工作要求。
究其原因，與當前垃圾分類艱難推進的事實不無關系。
不久前，上海市綠化市容局的一項統計顯示，約95%的市民支持垃圾分類，但真正分類的僅20%左右。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上海某個“全市垃圾分類全覆蓋示范區”內的一些小區里走訪時看到，五個顏色的垃圾桶雖然都被擺放在小區入口處十分顯眼的位置，但垃圾分類的情況卻依然不容樂觀。
一方面，用于分類的垃圾桶數量并不多，一般一個住宅小區僅能看到一組分類垃圾桶的擺放，數量更多的則是一種裝混合垃圾的黑色垃圾桶；另一方面，分類垃圾桶里的垃圾數量十分少，無法與居民樓下的黑色垃圾桶承載量相提并論。
一位小區內負責垃圾分類并記錄居民“綠色賬戶”的負責人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由于居民垃圾分類觀念尚未有效形成，有些居民甚至尚不清楚如何進行垃圾分類，表現在日常生活中響應政策號召的人并不多，由此也造成分類垃圾桶的實際使用率不算高。
國研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推行垃圾分類與減量，遇到的最大阻礙就是人們的分類處理觀念尚未全面形成，與現行的政策相比，垃圾分類的觀念“還沒有形成配套”。
同時，在調查中，記者發現除了居民的垃圾分類觀念并不強之外，部分地區在垃圾處理的執行環節也同樣存在著諸多“不配套”的現象。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上海不少地區現在將生活垃圾處理實行以鎮為基礎單位，自行收運并經過中轉站壓縮后運往集中焚燒廠焚燒。當前多數這類地區對收集分類后的垃圾處理能力明顯不足，很多前端分類后的垃圾，由于缺乏足夠具有資質的機構對其進行接收處理，最后也只能無奈再次與日常垃圾進行混合后，被運往焚燒爐。
在上海金山環境再生能源有限公司的焚燒廠門口，記者看到一輛輛運有生活垃圾的車輛不停的進出，而出入的車輛中垃圾分類后的專業運輸車輛并不多。除了工業固廢、生活垃圾、污水和餐廚垃圾能夠明顯區分運輸車輛的類別外，其余仍然還是以裝有混合垃圾的運輸車輛居多。
一位現場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焚燒廠現運行的兩個焚燒爐處理能力已經從之前的每天800噸提升至1000噸，但仍然無法滿足需求，目前焚燒廠的二期工程很快也將投入建設。
在此基礎上，記者調查發現垃圾減量化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也是以具體指標的方式分發到上海部分鎮級基層單位，當其分類處理能力不足的時候，面對垃圾減量的硬性要求，就只能“勒緊”垃圾產生的源頭。
李佐軍表示，當前垃圾分類沒有真正實現落地，除了觀念尚未形成之外，管理機構沒有“動真格”的去全面落實行動也是一大原因，這其中垃圾分類的硬件配套系統的缺失與不足，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關鍵阻礙。
垃圾收費該如何制定標準
有受訪專家表示，在現行垃圾分類艱難推進的基礎上，探索全面建立生活垃圾處理收費制度被寄予厚望，希望通過建立“激勵”+“約束”的收費機制，來真正促進垃圾分類和減量化、資源化與無害化處理。
事實上，垃圾收費也早已有之。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發現，早在2002年時我國就出臺了《關于實行城市生活垃圾處理收費制度，促進垃圾處理產業化的通知》，彼時國內就已經開始全面開征起垃圾處理費用。
但十幾年來，國內城市的垃圾收費制度，基本還停留在費用固定、按戶計征的水平上。
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夏學民告訴記者，實際生活中，垃圾處理費用通常被包含在財產稅、自來水費、物業管理費之中被統一進行收取。
“這種按戶收取垃圾處理費的模式，雖易操作，但弊端也十分明顯。”夏學民告訴記者，按戶收取固定費用導致居民缺乏足夠的垃圾減量動力，“扔多扔少都一樣”。
在此背景下，此次發布的《意見》所要改善提升的收費方式正是針對于此。另一方面，當前國內諸多城市也早已進行了有關垃圾計量收費的實踐與探索工作。
公開資料顯示，2007年，北京市市政管委就選區了幾個小區啟動了垃圾計量收費試點工作，2015年出臺意見明確提出探索生活垃圾計量收費。2012年12月，南京開始醞釀垃圾按量收費政策；2017年8月廈門也開始啟動建立生活垃圾計量收費制度。
其中，僅有廣州市在2017年將垃圾分類計量收費的制度提請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審議，將其正式納入到了地方的立法程序之中。
記者發現，上述城市有關垃圾收費制度的探索，多數仍然還是以將垃圾計量收費停留在政策的推動階段，距離全面落地實施，成為地方長期執行的制度尚有一定的距離。
這其中涉及到的核心與關鍵問題便是收費標準。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目前部分城市對于不同的生活垃圾產生主體，已經針對性地出臺了一些收費的標準，但都僅限于對非居民主體所產生的生活垃圾進行收費。
如杭州市2017年11月出臺了《杭州市區非居民生活垃圾處理計量和收費管理辦法》，規定范圍內的機關事業單位、個體戶等非居民產生的生活垃圾可按重量計量收取，計量單位既可以為噸，也可以按容積計量收取，計量單位為桶。
該管理辦法規定，生活垃圾（不含餐廚廢棄物）每噸換算為10桶（240L桶），餐廚廢棄物每噸換算為10桶（120L桶），其他容積的垃圾桶按比例折算，在此基礎上統一按重量計量收費。
而在記者走訪的上海某郊區鎮里，針對工業區內的生產企業日常產生的生活垃圾，則是統一按照40元每桶的價格收取垃圾處理費用，但這個標準很難在居民小區里進行推行。
“一方面小區居民的物業費中已經涵蓋有垃圾處理費用，居民很難再接受再付費；另一方面，小區物業與垃圾處理機構已經有簽訂清運合同，主要是以每年固定金額的方式一次性打包出去。”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
對此，李佐軍認為，垃圾處理收費制度的建立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既需要體現出用利益機制促進垃圾源頭減少的共性目的，也要根據不同地方的特點進行相應的調整，體現出分類化的特征。
夏學民則認為，推行垃圾計量收費的過程中，最大的挑戰便是來自居民的接受程度。尤其是不同的地區其收費標準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性，最基本的農村與城市、商戶與居民、高端小區與普通老城區之間可能都需要不同的收費標準，而不僅僅只是混合垃圾與分類垃圾這兩種區別標準。
“但無論什么樣的標準，其目的是一致的，就是發揮人們在垃圾分類中的自覺與主動。”為此，夏學民建議可采取以重量收費的簡約模式，附加分類質量與收費費率相掛鉤的形式，獎勵精準分類者，對其進行低收費甚至不收費；而對粗糙分類或拒絕分類者進行高收費甚至可以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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