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由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主辦，以“回眸與前瞻：環保產業支撐綠色發展”為主題的“2017中國環保產業高峰論壇”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拉開帷幕。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亞所副所長李自國做題為《“一帶一路”——新時代、新挑戰、新任務》的演講。

    
     大家上午好！
 

     我大體分成四個部分向大家介紹一下“一帶一路”的情況。
 

     從宏觀的視角看“一帶一路”與中國的外交關系

     “一帶一路”要放在整個國際關系的大背景下去看。近幾年，中國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張，在安全問題上提出了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然后提出開放、包容、聯動、創新全球經濟治理主張，所有這些理念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帶一路”。“一帶一路”聚合了沿線國家的發展訴求，而“一帶一路”這個平臺對我們自己有非常大的幫助。
 

     “一帶一路”意味著中國將出現三個重大轉變。
 

     第一個轉變，從接受和學習國際規則向參與制定規則轉變。比如我們提出改革開放，改革是改變我們自己，順應國際形勢；開放就是敞開我們自己的懷抱，入世就是加入世貿組織，參與國際上的游戲，遵守游戲規則。而現在我們提出的亞投行，亞投行的對外貸款只考慮經濟因素，絕不附加任何的政治條件，這與傳統的三大金融機構不同，這在某種程度上構造出對國際經濟治理的改變。
 

     第二，從分享別人的平臺，到提供自己的公共產品。經過近30多年的積累和發展，我們認為有能力提供自己的公共產品，使我們在國際社會，特別是沿線國家，在資本的平臺上獲得一點發展的機遇。

     第三，確立了“發展才是硬道理，合作共贏才是相處之道”的新理念。這種理念打破了西方國家所說的“道義優勢”，近幾年西方國家各種推動的革命和造成的一些后果漸漸顯現出來。西方國家以為自己掌握著制度的制高點，最近他們對我們的批評越來越少了，我相信是在改變對中國的看法。

     從戰略的層面上考慮，要構建我們與沿線國家經濟方面的“壓艙石”。周邊國家有這樣一種說法，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的確存在這種現象。但是，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中國與各國經濟真正道路聯通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不可能長期實行安全上靠美國、經濟上靠中國的局面。其實中國與沿線國家也需要壓艙石，沿線國家之間也需要壓艙石，“一帶一路”可以為中國與沿線國家形成一種無形的保險。第三，是我們自己的一個訴求，國際上有不少的中國威脅論，包括人口威脅論、資源掠奪輪，中國需要來證明自己是和平崛起的過程。

 
     “一帶一路”的進展

     “一帶一路”在最近三年內取得了哪些成果，或者面臨的幾個新的發展階段。

     第一，政策溝通。2017年5月的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可以說是政策溝通最密集、規格最高的一次活動。“一帶一路”是中國整個外交轉型的標志，“一帶一路”包括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是從共商階段向共建階段轉折的標志，而共商的性質和內容也發生了變化，現在共商的內容已經變成了我們怎么做。共商有幾個結果：

     一是我國的確獲得了國際世界的廣泛支持。二是我國不僅獲得了支持，而且發生了轉變。我們與沿線國家簽訂了幾個備忘錄，表明了我國對“一帶一路”支持的態度，我們現在開始簽署越來越多對接合作的規劃。

     第二，設施聯通。最大的一個成果就是“要想富，先修路”的重要口號變成整個地區的共識，不少國家都力爭成為國際樞紐。中歐班列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中歐班列的數量不斷上升，2015年中歐班列達到815列，是2014年的2.7倍，其中返程班列572列，同比增長116%。我們還啟動了一系列重大項目，比如雅萬高鐵、中老鐵路、中泰鐵路，這也為“一帶一路”的發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貿易暢通。沿線國家和我國的貿易占比在不斷提升，2015年增幅為25.3%，2016年為25.7%，2017年一季度為26.7%。自貿區建設上有突破，2015年11月，推出中國東盟自貿區2.0版，2017年5月，中國-格魯吉亞自貿區簽署文件，格魯吉亞是前蘇聯區域里邊第一個和中國簽署自貿區文件的國家，是一個重大突破。

     第四，資金融合。大家經常說，我們是不是在沿線國家撒錢了，但是實際上我們非金融投資的現狀是，我們在沿線國家的投資，沿線國家并不是我們直接投資的主體。比如2015年我們在沿線國家投資額只有148億美元，占投資比重為12.6%，2016年占比8.5%，2017年繼續降低。并沒有因為“一帶一路”的提出而出現投資緊缺的現象。我們對沿線國家的投資集中度非常高，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和俄羅斯兩個國家，這兩個國家就占了40%，這也說明我們的直接投資也非常謹慎和小心。大型投資還主要是在歐美國家，也說明了這些發達國家可以保證投資的回報率。

     環保部出臺的一個文件里面提出來，要研究設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基金，不知這個基金什么時候成立，規模有多大，什么樣的條件可以為我們的環保企業使用。

     關于產能合作，雖然不是五通的一部分，但是領導人經常提及，我也想重點提一下。

     第一，中國在沿線20個國家已經搭了56個合作區，有個別合作區成果還是比較豐富的。

     第二，形成了兩種合作模式。第一種模式，以中國和哈薩克斯坦的產能合作為例，方式就是我們先簽一個協議，然后就合作內容進行對話，再設立中哈產能合作基金，現在是20億美元，最后形成了51個項目，價值286億美元的產能投資。第二種模式，以與白俄羅斯的合作為例，這種模式比較常見，就是對方劃一個附近的區域，吸引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企業來參與。

     第三，我們實踐的一些項目。以2016年對外承包領域的數據來說明，我們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承包額占整個對外承包額的51.6%，增長了36%，這也說明了這個地方對我們產能合作轉移的重要性。

     第四，機遇所在的行業。我個人認為傳統行業仍是重點，主要有四個特點：第一，人口增速快，有旺盛需求。第二，多數處于工業化或者再工業的階段。第三，道路、電力等最基礎的設施歷史欠賬多。第四，各國和中國一樣，都會有一個城市化的進程，對于基礎設施的需求非常大，包括通訊網絡、水利設施、城市照明、供排水、輕軌、垃圾處理等等。

     比如，2014年中國的水泥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一半以上，中國人均發電量4100千瓦時，柬埔寨是204，發達國家是9000左右，美國是13000，所以沿線國家的需求非常巨大，這為中國的環保企業走出去，特備是除硫設備的輸出，創造了非常大的空間。再以鐵路為例。孟加拉國人口1.6億，而鐵路總里程只有3000公里，而且大多是是100年前英國人修的。

     做一個小結，第一，“一帶一路”是歷史的必然產物。第二，“一帶一路”聚焦了沿線國家最關心的問題——發展權。第三，未來的發展方向仍然是軌道交通、通訊、電力、建材、化工、機械制造等等這些行業。

     未來有兩個行業值得關注：農業和環保

     關于環保：

     第一，中國出臺了很多關于環保的文件，近期連續出臺文件的文件有《關于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意見》、《“一帶一路”生態環境保護合作規劃》、《“一帶一路”建設海上合作設想 》，合作重點第一條就是共走綠色發展之路，國內則出臺《“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環境問題受到重視，以及提出了研究成立綠色“一帶一路”基金等等，從來沒有一個領域出臺過這么多的規劃，這說明環境問題正受到越來越大的重視。

     第二，環保部出臺的各種各樣的規劃，我數了數有兩萬多字，之所以這么濃墨重彩，不外乎幾個原因：

     一是西方國家的誤讀，即現在中國產能走出去，就是污染輸出的過程。
 

     二是我們自己說了一大堆的關于許多發展的理念，不能光說不做，一定要把環保產業帶出去。
 

     三是我們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如果做不好，就會遭到更大的質疑。已經出現了一種不好的案例，對方以環境為借口，阻礙中國企業的落地。比如，緬甸的密松水電站、柬埔寨的柴阿潤水電站等。
 

     四是我們現在面臨哪些新的挑戰和有哪些新的任務，宏觀方面的問題更為重要。 
 

     第一，我們能不能形成產業鏈。現在中國企業“走出去”，要求我們國內必須進行產業升級，否則就是同質化競爭。在境外走出去過程中要避開在一個地方形成過剩產能，我們現在已經有這樣的案例，就是在塔吉克斯坦，已經出現了水泥生產過剩，商務部出臺說，不能再在哈斯克進行水泥生產。
 

     第二，“一帶一路”沿線不少國家政治體制尚未定型，國家間關系復雜，大國爭奪激烈。如何維護中國企業在在海外不斷拓展的利益，對中國外交提出了很高的挑戰。
 

     第三，我們能不能撬動更多的資本參與。據2017年初亞開行發布的《滿足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需求》的報告，至2030年亞洲基礎設施每年至少需要1.5萬億美元，中國的資金遠遠不能滿足。
 

     第四，如何避開環境發展的陷阱。環境和發展是不可調和的矛盾，沿線國家處在工業化和再工業最基礎的階段，更多的傳統產業在建設之中，出現污染不可避免。如何避開這個問題，這一點非常的迫切。我個人建議分國別研究沿線國家的環境容量到底有多大，適合發展的產業到底有哪些。
 

     第五，能否克服文化差異，避開七七定律。國際上有一個七七定律，就是70%的并購沒有實現預期商業價值，其中70%的原因是由于并購后的文化整合不力，這個定律也適合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而中國走出去的區域也是問題非常復雜的地方，比如歷史上的宗教問題，以及文化差異比較大。

     下一個問題是怎么辦的問題

     不論在哪里投資，風險都是存在的，它與“一帶一路”無關。“一帶一路”要做的恰恰是通過制度安排和及時糾錯，使風險最小化。因此，不必夸大風險，因噎廢食。通過制度性建設，減少這個過程當中的不確定性。其中主要有兩點：
 

     第一，關注規則問題，沒有規則難成方圓。比如我們現在提出要開展中哈標準和認證接軌方面的合作，實際上就是在談規則。再比如我們和歐亞經濟聯盟談的內容有九項，實際上談的不是具體項目，而是談的游戲規則。我個人認為應該以剛剛生效的世貿組織《貿易便利化協定》為藍本，加速貿易制度和規則對接，與更多國家建立自貿區，包括簽署投資保護協定，避免雙重征稅協定，從而減少走出去的風險。
 

      第二，關注標準問題。從大處看，標準之爭是競爭的最高境界。我們給在泰國的高鐵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優惠，實際上是要與日本在東南亞競爭，一旦標準確定了，那么在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也會采用中國的技術標準。最近幾年我們對標準一直比較關注，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倡議，包括與12個國家標準化機構共同簽署《關于加強標準合作，助推“一帶一路”建設聯合倡議》。應該說在實踐當中，標準問題從小處看也會極大的方便項目的落實，有利于企業準確核算成本。舉個例子，在哈薩克斯坦的一個項目，如果采用前蘇聯的建設標準，不僅沒有中國的標準好，而且工期延長3年、5年都無法完成，采用中國的技術標準之后大大提前了工期。
 

     最后，我們要學會換位思考，注重社會的責任。首先我們要放棄固有的工作習慣。第二，需要勇于承認“中國式”未必是最合理的，包括“中國式”勤勞，“中國式”的速度，有的地方是不適應的，他們認為這個速度太快了。第三，我們還是要多放低一些姿態，不論政府、企業還是個人，我們都摒棄掉一個觀點“我們是去幫助他們搞建設，去提高人口素質”，而要明確我們是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去掙錢的主體，這時才能尊重當地的習慣，才有尊重當地法律的敬畏之心，才能適應當地的變化。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