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水污染防治法強化了政府保護水環境的責任，規定國家實行水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和考核評價制度，將水環境保護目標完成情況作為對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負責人考核評價的內容。

　　這些規定在一些地方人大看來，“顯然還不夠”。他們在近日召開的全國人大環資委貫徹實施環境保護法和水污染防治情況交流座談會上建議，修改水污染防治法時應進一步明確各級政府及監管部門責任。

　　“九龍治水”效率低下

　　水污染防治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系統工程，涉及環保、住建、國土、農業、水利、林業、衛生、地勘等10多個部門。有地方人大指出，當前水污染防治“九龍治水”的機制表面上集中了各種力量，實際上卻沒有達到團結治水的目的，反而在人員、資金等方面造成浪費，導致工作效率低下。

　　湖南省人大環資委建議，在水污染防治法修改中，著重明確相關部門職責，細化工作內容，避免權責不分。實踐中，衛生、水利、環保、住建等部門都在各自范圍內進行水質監測，因時間、點位等差異，數據不一致。這樣不僅造成人員和資金的浪費，還引發公眾疑慮，建議歸口數據監測及信息發布職能。

　　廣東省人大環資委認為，地方政府是一個集合概念，應進一步細化政府環境質量責任。建議確立水環境質量領導責任制和目標責任制，明確負有環境監督管理職責各個職能部門的具體職責范圍，賦予其監督管理職權，確立其責任。

　　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城建環保辦公室也建議，在法律修改過程中進一步厘清各部門在水污染防治方面的職責，完善現有涉水管理機構體系，避免部門職能交叉和重疊，強化部門間溝通、協調和配合，建立責權明晰、協調聯動的工作機制。

　　環境惡化問責政府

　　現行水污染防治法中關于政府水污染防治職責的監督機制不健全，是地方人大普遍反映的問題。

　　吉林省人大環資委列舉稱，相關問責機制不夠明確和嚴格；缺乏上級政府和環保部門對下級政府和環保部門不作為或者不當作為的有效監管手段；缺乏對環保部門正常執法進行不當干預、干擾的制裁手段。

　　“應導入行政問責制，從問責對象、主體、范圍、責任等多方面加以規范，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吉林省人大環資委建議。

　　湖北省人大城建環資委也提出類似建議。他們稱，應在水污染防治法中增加“實行水污染防治政府行政首長負責制、目標責任制和水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的內容。同時，實行考核評價制度，向社會公布考核辦法和結果，考核結果作為對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主要負責人考核評價的重要內容。各級人民政府未完成水污染防治工作目標的，由上一級人民政府或者監察機關對其主要負責人進行誡勉談話或者通報批評。不能盡職盡責，使轄區內水環境質量惡化，造成嚴重后果或者惡劣影響的，主要負責人應當引咎辭職。

　　“應健全懲處制度，解決好目前存在的行政執法不及時、不到位問題。”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城建環保辦公室指出，可以在水污染防治法中增加“發現本級人民政府及其負有水污染防治監督管理職責的部門不依法履行職責的，可以向上級人民政府或者監察機關舉報”等內容。

　　“在法律修改中應進一步明確各級政府對轄區水環境質量負責，推行激勵與約束并舉的工作目標責任制，把加強水污染防治工作，保護和改善轄區水環境質量，作為一項重要任務納入政府議事日程。”湖南省人大環資委建議，在黨政干部考核中增加生態環保指標的權重，并嚴格獎懲，通過水環境質量改善來檢驗工作落實情況，對造成資源浪費、環境破壞的施政行為，對環境質量持續惡化的地方主要負責人實行問責，嚴格獎懲，逐步改變唯GDP至上的政績觀。

　　賦予權力強制執行

　　“實踐中，有違法單位拒不執行處罰決定，而通過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時間跨度過長，不利于及時糾正違法行為。”云南省人大常委會環資工委指出。

　　新修訂的環保法賦予了環保部門查封、扣押的權力，但是不包括強制拆除權。對此，云南省人大常委會環資工委提出，落實政府責任還須賦予環保部門強制執行權，使其可以直接強制拆除私設暗管、封堵滲井、排口等，以達到強力震懾違法行為的目的。

　　結合我國實際，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城建環保辦公室提出，應明確各級政府加大財政資金的投入力度，完善水污染防治投入機制。建議在水污染防治法中規定各級政府將水污染防治工程建設及水環境保護所需資金作為財政預算資金重點安排，不斷加大財政投入，從制度上落實治污所需資金，增加“逐步建立投資主體多元化、社會化的水污染治理投入模式，引導社會資本進入水污染防治市場”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