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以“樹立核心理念，建設美麗中國”為主題的嚴昭柱美學專著《自然之美》研討會在北京舉行。該研討會由太湖文化論壇、作家出版社主辦。太湖文化論壇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主持了本次會議。

　　《自然之美》由著名文藝理論家、美學家，太湖文化論壇主席嚴昭柱同志撰著，它對人類面臨的生態文明課題、生態危機挑戰做出了及時應答，在幫助人們樹立生態文明核心理念方面有著重要價值。與會專家圍繞著生態文明有關話題開展了充分討論。

　　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意義

　　馬建輝(教育部社科中心文化美育研究處處長、研究員)：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美學總是強調客觀的美是不依賴于主體而存在的。盡管“憂心忡忡”的窮人對“最美麗的景色”也無動于衷，“經營礦物”的商人對“礦物的美”甚至感覺不到、“看不到”，但這景色和礦物仍然不失其美。

　　從一定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更多地是在社會發展的重大危機中呈現出來的，它是一種批判哲學、危機哲學，其真理性和有效性在現代社會發展面臨較為普遍而深重的危機時，會更明確、更有力地顯現出來。當資本主義危機到來時，比如，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機來臨時，馬克思的著作又成了熱銷的書籍，許多學者都跑到馬克思主義那里去尋求解答和出路。同樣，在一個生態危機日趨嚴重的時代，那些在自然美理論上的唯心主義觀點都開始顯得蒼白而脆弱。自然美及其規律不依附于人而存在，它需要我們尊重它、順應它。

　　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從青年時代的“新村”構想，到革命年代的植樹造林，再到建設時期的“美化全中國”，不難看出，毛澤東一生探索并為之奮斗的社會理想，始終包含著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甚至是“美化”相處的內容。

　　從毛澤東提出“美化全中國”，到黨的十八大提出建設“美麗中國”，表明我們黨在處理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上，是一脈相承的。毛澤東提出的“美化”內容和途徑以及目標，帶有那個時代的特點，主要是為解決革命和建設年代所遇到的問題。我們黨今天提出的建設“美麗中國”和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內涵，要比那時的理解豐富和具體許多，但是，“美化我國人民勞動、工作、學習和生活的環境”，卻是永恒不變的主題。

　　美學能在生態文明建設中起積極作用

　　汝信(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我去看望一位老前輩，他講了個現象，說整個社會的審美鑒賞力太低下了，追求物質、享受的東西成為一種主導，他提出要特別重視審美教育問題。

　　昭柱同志的書正是提出了審美教育這個問題，審美教育從自然美著手，我感覺非常切合。當然美育不光是自然美的教育，還有藝術教育，但可以把自然美作為一個最根本的、美的最基本的出發點，從自然美入手，我想對凈化人的心靈、提高人的精神素質、文化素質有很大的作用。

　　董學文(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教育部哲學社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學研究應注意與時代發展潮流相一致，應勇于應答人類面臨的時代課題和時代挑戰，這樣才能做出切實的理論貢獻。《自然之美》一書正是出于這種努力，才使它走到了美學探討的前沿。

　　“建設美麗中國”這一提法為我國美育事業開辟了極為廣闊的前景，也把自然美的美育事業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從客觀上講，“建設美麗中國”需要有好的自然生態和自然環境；從主觀上講，“建設美麗中國”需要有大批具備審美意識和審美能力的人。

　　自然美美育已經成為“生態文明”教育、“建設美麗中國”教育的關鍵一環，對于提升受教育者自身素質、構建友好型生態環境意義重大。

　　王仲(中國美術協會《美術》雜志原主編)：要想改變當前全球性生態危機，從長遠的角度、教化的角度來看，美學家和藝術家的作用不容忽視。他們雖然不能直接參與具體的生態治理實踐，但是可以通過理論宣傳、文藝感染等各種方式，挖掘乃至鏟除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之根、培育人們對自然之美的愛心，為構建生態文明作出自己的貢獻。

　　許多哲學家、美學家、文藝家在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上做出了巨大貢獻：前蘇聯作家列昂諾夫和普利什文、巴烏斯托夫斯基等一批專寫生態保護的作家培養了整整幾代蘇聯人對祖國大自然的深厚愛心；嚴昭柱《自然之美》一書的出版，也可以歸為這方面的一個新例。自然美是萬美之源，嚴昭柱強調美育從自然美育開始，這就和當下熱議的生態文明直接聯系了起來。由此而召開的美學研討會，必然也會為建設生態文明的大業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

　　劉潤為(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求是》雜志社原副總編)：《易經》提出“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上經》)、“范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系辭·上傳》)。前一句意思是，對自然界的生產生活資料，不管是直接拿來還是再加工制造，都必須尊重自然規律。后一句，我以為南懷瑾先生的解釋最為準確，那就是“適當干預大自然變化，而不能有過失；小心委曲地成全萬物，而不能有遺漏”。《易經》的這兩句話，可以看作是中華傳統文化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方面的總綱。

　　我們的祖先不僅有豐富的生態哲學思想和生態倫理思想，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落實到制度、風俗、行動的層面。據《逸周書·大聚解》載：早在大禹時期，就有春三月不得伐木、夏三月不得撒網打魚的禁令；《禮記·王制》中明確規定：“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秦律·田律》規定：不到夏日，不得燒草為肥，不得采摘正在發芽的植物，不準捕捉幼獸、掏取鳥卵等等。至于民間，保護生態的風俗更是爭奇斗艷。比如佛門的放生，就是保護動物的一種特殊形式。

　　身當今日之世，回顧古人在保護生態方面的所思所為，絕不是為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為了今天的進步。歷史是一面鏡子，可以照出我們在生態保護的不少方面不是比古人更文明而是更粗鄙，進而可以催生出我們的羞恥感。

　　涂武生(中國延安文藝學會副會長、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原所長)：嚴昭柱對于自然美的奧秘探尋和追問，根基植于源遠流長的中國古代文明精髓。他從我國傳統美學大量關于自然山水的描繪和體驗中，提取和概括了其中豐富的精辟論述和見解，吸收了許許多多足資自豪的精神瑰寶資源，再借鑒和參照國外的有關成果，加以梳理、綜合、概括、提煉和系統化，形成了獨具一格的濃郁民族風格的、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美學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