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的困惑
在商人的眼中,“80—20挑戰”孕育著“綠金”;在資本的眼中,有環保概念的“綠”公司,錢途無量。
成立15年的中國民營公司桑德集團,是中國本土“綠”公司的領頭羊——它與中國環保產業市場化幾乎同步發展,它清晰地將自己定位為“環保產品和服務提供商”,它旗下有兩家上市公司,一家在A股上市,一家在新加坡上市。它的董事長是全國工商聯協會環境服務業商會會長。
這家生產“綠金”的公司司,看好中國環保產業的長期發展前景,但是桑德的創始人文一波不太確定的是,在經濟下行的發展階段里,桑德下一步面臨的發展選擇是否會讓桑德舉棋難定,雖然它所處的環保產業,近年來被視為“朝陽產業”。
身在朝陽產業,并不代表你就是朝陽企業。
較之有更多融資渠道的國際大公司,類似桑德這樣的中國民營企業的資金使用成本在升高,這無疑會掣肘桑德搶占環保產業發展先機;另一方面,資本市場的下跌,導致資產價格下跌,小盤股的上市公司容易成為大鱷的晚餐,一如“可口可樂”喝“果汁”。
中國的環保產業起步至今不過20年,產業發展的游戲規則都尚在不斷完善中。與此對應的是,全球最大的環境服務商威立雅環境集團,成立于1853年,其四大主營業務中的水務和固廢處理業務,在2007年的營業額分別達到109億歐元和92億歐元。
與已經經歷過多次全球經濟危機的外資競爭對手,桑德實在只能算是一條沒經歷過大風暴的“小皮艇”。
桑德的問題,亦是目前大多數中國公司面臨的問題。
風暴來臨時,小皮艇該如何度過風急浪翻的時刻?如何蟄伏,如何進行自我保護,以防翻船?
答案很簡單:別去沖浪。像桑德的文一波一樣,想清楚“不做什么”;與此同時在“可以做的”的領域內,移動打靶,避開與超大型公司的短兵相接;同時利用公司的比較優勢,整合本土資源。
套用著名對沖基金經理巴頓.比格斯說的,“當你看不懂市場,那么不妨放個長假”。當經營環境發生劇烈變化,不妨回到管理基本面,想想彼得.德魯克所定義的公司戰略:選擇不做什么。
帳月席茵刀槍枕,談笑低吟道明天。
“身處朝陽行業,并不表示你是朝陽企業。”2007年,商業媒體紛紛推崇“綠金”概念時,在行業浸潤15年的桑德集團董事長文一波已經不容易沖動。
有人說文一波行業選得好,可在1993年公司成立之際,“沒有人內心想做環保,客戶想的是(環保達標)糊弄過去就可以。”他說,“那時候老擔心企業會死掉,天天想的是生存,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找人就找最便宜的。”桑德集團當時主要做些污水治理工程,一年幾千萬的工程量,其中大量是應收帳款,總是沒錢的狀態帶來“切膚之痛”。
如今文一波坐擁合加資源(000826.sz)、伊普國際(Epure International,新加坡上市)兩家上市公司,市值超過100億元,然而焦慮感依舊:2007年,威立雅水務出資17.1億元,以競爭對手“砍了頭都算不出來的價格”,收購蘭州水務集團45%的股權。文一波憂心未來承攬不到項目;BOT運作需大量資金,而政府在不斷緊縮銀根,他自嘲桑德的項目“不大不小,處境尷尬”。
銀河證券研究所總監許耀文將水務、固廢的環境服務市場玩家分為四類:大型國企,通過資產重組轉型或前身為市政設施運營商,背靠大樹好乘涼;科研院所設立的子公司,技術有專攻;跨國公司,運營經驗豐富,財技高超,品牌效應好,財大氣粗;民營企業,工程起家,慢慢順勢而為。
文一波相信,未來10年,中國會出現年收入100億以上的環保集團,然而,桑德能否成為潛在的競逐者,他可能并不確信。用他的話說,“環保過去是一場混戰,而現在是真正像一個產業,彼此之間有研究,有規劃,有打法。”
然而,越是規范的市場,越對強者有利,而對有野心而無先天資源優勢的桑德而言,騰挪轉移、自我保護的要求往往越高。
力保
強力介入設備業務,文一波根本的考慮是在固廢與水處理兩個領域,打造一條集研發、設計、設備制造、建設于一體的完整產業鏈,強化EPC以及未來BOT等項目運營的能力。
2008年7月,合加資源成功增發3000萬股,募集資金4.47億元,主要用于湖北咸寧的環保設備制造基地的建設。官方解釋非常簡單:完善固廢處置業務的產業鏈,減少核心技術外泄,增強穩定的現金流。無獨有偶,桑德集團旗下主營水處理工程的伊普國際,在7月以2.08億元收購北京海斯頓水處理設備公司,后者主要為工業和政府領域提供標準化和特質化的水處理設備,截至5月的訂單額為1億5000萬元。
“機構對此的看法不同,畢竟做設備,市場給制造業的PE相對較低。招股說明書的說法,感覺說服力不是特別高,賣給誰不是特別清晰。”許耀文直接表達了自己的質疑。根據合加資源提供的可行性分析報告,咸寧項目建設期2年,達產后將形成162套環保設備的生產能力,處理固體廢棄物的能力為3.5萬噸/年,預計可實現年銷售收入6.82億元,利潤總額1.26億元,年均投資利潤率為21.1%,行業內BOT的內部收益率在8-12%左右。
據介紹,咸寧基地生產的主要是非標準化設備,產品40%由合加資源內部消化,60%外銷,基本來自三類買主,固廢項目直接的業主(如政府)、工程公司以及散戶與分銷代理機構,其中包括桑德的競爭對手,“他們一樣需要考慮設備的價格、使用壽命、服務”,文一波說。非標設備(非標準化設備)是一單單報價,以銷定產,報價最長的時間不到四個月,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等因素都能消化。
經營非標設備,需要了解產業變化、設備應用以及售后服務,“固廢項目運營二三十年,業主必須綜合考慮設備采購問題,比如配件供應、設備是否需重置”,而中國固廢市場起步時間短,具備全面服務能力的企業屈指可數,文一波自信已經投資超過10個固廢BOT項目的桑德介入制造會有優勢。
目前固廢設備主要以國外進口為主,設備國產化率較低,桑德集團資產管理部總經理張傳剛透露,桑德的設備運營后能夠替代進口,以中端價格提供中高端產品。除了制造業務自身的贏利目標外,強力介入設備業務,文一波根本的考慮是在固廢與水處理兩個領域,打造一條集研發、設計、設備制造、建設于一體的完整產業鏈,強化EPC以及未來BOT等項目運營的能力,“比較好的設備 對項目的實施和最后的運營是有很大幫助的”。
相較動輒數億BOT項目,EPC運作屬于“輕資產”,但文一波卻視為“最根本的東西”。
一個環境項目的完整鏈條,包括設備、工程、投資、運營,“EPC我一定要一直保下來,而且一定要比行業平均增長快”。文一波認為,EPC是項目集成能力的核心,未來做DBO,必然要求“企業規模和產業鏈條完整性比較強”,而國內產業時間發展短,沉淀時間還不長,擁有工程、設備集成能力的企業非常有限。“項目要集成,需要工程管理,要有競爭力的工程施工隊伍,采購設備的規模化。”
除此之外,文一波認為工程設備服務方面,未來真正能成為主流的只能是國內企業,這也就避免了與威立雅等跨國巨頭直接競爭。“因為牽涉到服務,這是完全個性化的,每天遇到的問題都是一個解決方案,得有人服務,做工程的人,我們做工程的團隊能力比較強;中國與國外市場需求還不一樣,譬如國外找不到我們這樣的工業廢水,他們工程師一下子解決不了這樣的問題。”
避走
“如果決策不慎,盲目投資,斷了現金流,一樣可能會死掉。”“現在打不過就躲,硬碰硬不行”。
相對同行,桑德將更多的戰略資源配置在設備和EPC,桑德的選擇受制于資源稟賦,因為在運營和投資領域,比拼的完全是不一樣的東西。
盡管現在桑德的BOT項目總計已經超過40個,但是累計投資僅在60億左右,最大的項目——湖北宜昌水務——總投資也僅在六七億左右,多數項目投資額在1-3億元,主要分布在地級市及下屬縣。而競爭對手威立雅水務最近一次出手并購天津自來水公司49%的股權,單個項目就耗資21.8億元,綜觀其2007年TOT項目,主要分布在直轄市以及省會城市。
清華大學水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濤認為,項目競爭中起作用的是運營能力,而不同項目對于運營能力的要求不一樣。比如,污水治理項目涉及區域小,服務主體明確,運營就容易處理,自來水供水涉及區域更為廣泛,關系千家萬戶的利益,不可測因素更多,要處理投訴、法律糾紛,綜合運營能力要求會高許多。而運營能力不是短期可以積累的,桑德成立僅15年,法國威立雅公司參與水務服務已經超過150年。
項目運作更關鍵的是融資能力,無論BOT還是TOT,回報率大致穩定,可以算清楚,獲取廉價、穩定的資金最能體現核心競爭力。相較跨國公司以及大型國企,融資能力是桑德的短板。
一般的項目運作模式,由集團投入資本金,設置獨立的項目公司,以項目本身的現金流收益,獨立向銀行申請貸款。在業內,一個項目自有資金只要達到20%-30%,就能通過財務杠桿撬動項目運作。桑德集團投資各類項目的資金,主要來自項目公司每年的分紅以及承接EPC的利潤。據介紹,桑德大概50%的BOT項目已經開始產生現金流。
目前,TOT模式的水務并購,相當部分已經演變為赤裸裸的融資能力搏殺,比如,威立雅水務在天津項目上可以直接拿出21.8億,文一波感慨,“投資是最有殺傷力的”,僅僅在資金支付方式上,就能“干掉90%的競爭企業“。桑德最鐘情BOT,“因為需要技術、工程、管理,綜合能力要求比較強;TOT溢價收購,拼的是融資能力,不是我們強項。”
然而,半年前,文一波曾表示2008年希望獲得超過10個的BOT,總投資約15億,自投資金35%,現在他的口吻有了些許變化,“BOT的速率可能放緩。”其中的部分原因可歸結為政府信貸控制,新增貸款主要流向壟斷型企業和大型項目,而包括桑德在內的民企BOT項目“不大不小”,得不到銀行的青睞,因此他不得不控制節奏,“如果決策不慎,盲目投資,斷了現金流,一樣可能會死掉”。
“任何一個企業,都要了解現在的情況和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包括資本市場和產業市場的對手,我們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文一波現在的主推EPC、DBO以及BOT,錯位競爭,盡量避免與威立雅水務、首創股份(600008.sh)等在融資環節的正面交鋒,“現在打不過就躲,硬碰硬不行”。不過,他不排除策略性地主動,“我是要隱忍一年兩年,還是什么時候干兩仗?”
“威立雅的資本運作水平高超,跟它沒法玩。”文一波補充說。
財技
他很清楚,戰略位勢不對等,自己最后只會被邊緣化,而沒有與威立雅等同行合作“湊巧是做得比較好的地方”。
威立雅高超財技,因為善于、也有能力支配別人的錢。
傳統的BOT項目是將投資、運營兩個環節合二為一,而威立雅水務的常用做法是分別成立項目公司和運營公司,在項目公司中,威立雅引進具有金融背景的合作伙伴(合作方曾包括首創股份、嘉里建設、中信泰富、平安保險等)作為大股東,而自己僅持較小股份;而在運營公司中,它則持有多數股份。
以威立雅在青島的項目運作為例。首先,威力雅與光大集團旗下的光大國際組建光大威立雅水務,認購其中40%股權,其后,光大威立雅與青島排水公司按照60%:40%比例成立項目公司(威立雅間接持有24%股權),注冊資本為1525萬美元,一期投資不低于總出資20%,威利雅實際出資總額為366萬美元,第一年只要支付73萬美元;同時,項目公司三方股東成立運營公司,注冊資本35萬美元,威立雅控股78%,出資額約為27萬美元。
經過一輪運作,威立雅以100萬美元就撬動了總投資4280萬美元的污水項目。
然而,這種模式桑德并不能簡單復制。威立雅“以小博大”,依托的是高水平的技術、服務支撐及其品牌效應,因此,總能牢牢掌握整個項目運作的話事權。顯然,桑德還不具備這種力量,“和外資合作,要有籌碼,你得清楚拿什么與人合作”。文一波坦白說,當初首創股份在與威立雅的合作過程中,只充當資金供給者的策略就是不成功的。
“實際上,業內機構從頭到尾都有人盯著我們,當時合作也比較好談,但我根本沒有考慮。”他很清楚,戰略位勢不對等,自己最后只會被邊緣化,而沒有與威立雅等同行合作“湊巧是做得比較好的地方”。文一波說,“只對財務投資人感興趣”,但是“快進快出的錢肯定不要”。
事實上,快錢,文一波曾經要過一次。2001年,由方正投資、中金直接投資部領投,共向桑德注入了超過3000萬元的資金,獲得了逾10%的股權。當時的一位投資人告訴記者,那時候桑德一年才幾百萬的利潤,其中大量是應收款,帳上只有百來萬現金,“我們給的是救命錢”。但是,2005年,文一波“強制讓我們把股份退出來”,給的回購價只是原來投資額的1.6倍,除去20%資本利得稅,4年的累計收益48%,而次年伊普國際在新加坡上市。
在控制權上,文一波毫不馬虎。桑德環保集團的股權,文一波實際持股比例高達99%,兩家上市公司都是絕對控股。而合加資源披露的BOT水務項目,幾乎全部為由合加資源及其關聯公司全資控股。張傳剛承認,“聯合競標考慮比較少”,他稱這是屬于控制風險的技術性考慮,比如合作方資金不能保證到位。
不過,缺少合作伙伴,意味著桑德必須單槍匹馬,想辦法籌到更多的錢。桑德現在有據可查的資金來源包括:股權融資,伊普國際海外上市,增發手續比較簡單;債權融資,除了項目公司貸款外,桑德集團質押了持有的大量合家資源股份,為上市公司貸款提供擔保;信托融資,2003年與華寶信托投資合作,募集資金超過1.7億,2008年,與中融國際信托合作募集資金3850萬元,不過,張傳剛承認,“信托貸款期限較短,只適合作為過橋資金。”
除此之外,桑德集團在2006年出資5000萬元,成為湖北宜昌市商業銀行(簡稱:宜商行)的第二大股東,持股8.73%。根據宜商行2007年年報以及合加資源2008年半年報,宜商行為合加資源提供了1億元的貸款額,并提供了1億元銀行承兌匯票服務。不過,宜商行規模較小,2007年貸款總額僅為42.3億元,對桑德的支持有限。
在境內,桑德不能從銀行系統得到全有力支持,而資本市場融資又受到嚴格管制,因此,文一波明確表示“將來資本創新手段和實業結合,將主要依靠國際資本市場。”伊普國際已經在運作資產證券化。
關系
政府關系的經營“肯定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壞事。很多企業壞就壞在這件事,因為過分依賴關系,對自身能力、技術培養就忽視了。”
水務、固廢等大量環境項目的業主都是政府,BOT項目運營期限往往長達二三十年。項目的獲取、價格調整、管網配套、基礎設施提供等,必須依賴與當地政府合作。桑德這樣的草根企業,并無先天的政治資源,而地方政府往往還心存疑慮,張傳剛有切身感觸,“國企拿項目是肉爛在鍋里,我們接手就有‘國有資產流失’的議論。”
取信政府是桑德擴展業務的前提。多年運作下來,文一波總結首要經驗“就是把企業做好,把項目做好”,幫助政府解決其最關心的問題。湖北省是桑德的重點市場,桑德運營了該省百分之六七十的地級污水處理項目,而緣起就是承建的金門項目成為湖北首個達標的污水處理廠,并且一直運營正常,作為典型而為當地高層所知。
在節能減排成為績效指標之后,“急他人所急”又進一步密切了合作關系。桑德在湖北建設最快的一個污水處理項目僅用5個月,建成運營時,當地5個一把手都參加了落成剪彩儀式,關鍵就在于幫助當地完成了年底節能減排的指標。由于桑德在EPC上具有優勢,文一波甚至敢夸口,“只要是趕工期的項目,基本就沒有競爭了。”巧的是,桑德的大手筆資本運作也往往發生在湖北,比如, 2003年借殼的ST原宜本是宜昌的企業,而投建的固廢設備基地也落戶在鄂省。
在商言商。由于利用了財物杠桿,項目風險的控制至關重要,用張傳剛的話說,“做成10個BOT都不會有影響,做壞1個可能就有滅頂之災。”而政府的守約意識是衡量風險的重要指標。以污水處理為例,考慮事項包括:政府配套管網建設進度,污水量是否充足許諾,運營后政府能否按期付費。與此同時,會通過合約規定第三地仲裁,來設置發生風險時的保護措施。事實上,桑德也遭遇過政府拖沓帶來的麻煩,某北方城市的固廢處理項目就因為政府許諾的電力供應不到位,遲遲不能投入運營。
常理說,桑德與政府的親近程度遠不如國有企業,但是因其在資源上足夠用心,某些方面反而更勝一籌。2007年隸屬于全國工商聯的環境服務業商會成立,桑德成為會長單位,其后,高溢價并購水務資產、環保產業基金等一系列涉及行業發展的事由,都由商會出面與相關政府機構溝通,反映了包括桑德在內的利益訴求。
文一波承認,“政治資源一定是階段性的”,他也再三強調,政府關系的經營“肯定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壞事。很多企業壞就壞在這件事,因為過分依賴關系,對自身能力、技術培養就忽視了。”
打靶
“最高、最難的目標是處于不斷移動中的目標。在對移動的目標進行‘射擊’時,要根據目標移動的情況及時、迅速地組織與目標相匹配的各項資源。”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文一波自認做事還是比較專心的。“我們都是根據自己的能力,能做EPC做EPC,能做設備做設備,能做投資就做投資,總而言之,就做環保一件事情。”
而現實的誘惑卻是不少,據張傳剛透露,地方政府經常會提出以土地折價或者建議參與地產開發,但是這種事,桑德從來不做。首創股份在水務項目擴展中,就在探索如何利用產業組合優勢,參與城市土地一級開發的業務模式。
文一波斷言,10年之內,中國肯定會出現收入百億的環保企業。而他看中了很多藍海商機:工業污染治理(包括廢水與廢棄物)。現在環境服務集中在市政領域,原因在于政治體制動員能力強,一旦污水排放標準提高,“污水做成中水,賣得就很好”,而工業廢棄物處理尚處于空白;固廢處理,盡管收費政策尚未明確,但他預言市場在兩三年內就可以啟動。另外,風能、沼氣等清潔能源,也都是他感興趣的領域。
事實上,文一波已在能源領域謀篇布局。比如在風能領域,測風、技術儲備、政策研究、財務戰略都已經完成,等待的就是切入時機、切入點與切入方式。現在中華英才網上,桑德已經在招募風電機械工程師與電氣工程師。
謀定而后動是桑德一向的風格。新興領域的擴張,文一波始終秉持這樣的邏輯,“進入一個領域前一定要想好,我為什么進入,憑什么進入,怎么進入”,早布置早安排,進入固廢處理,桑德就做了兩年以上的技術和人員儲備后才開始介入。比如,桑德同時還在招募資產并購人員,呼應了文一波的產業判斷,“在未來幾年,專業化的技術能力會積累,環保行業會產生一批有價值的企業。”
當然,所有事業的進展都取決于桑德在綜合融資能力、運營能力、技術集成能力乃至政府關系上的 進一步突破,但是這些不是短期就能一蹴而就的,比如,運營與技術集成能力提升需要長時間的“干中學”。而桑德究竟能做多大,可能并不完全取決于桑德自身,相當部分取決于制度環境。
當前的環境服務領域,綜合融資能力被賦予了最大權重。但是,不夠靈活的銀行體系,不成熟的資本市場,嚴重的金融抑制極大約束了桑德可作為的空間,無法滿足其對于資金的饑渴需要,文一波不得不求助于外部資本市場。
由于進入的都是新興行業,產業政策與游戲規則都不明確,桑德不得不扮演探路者的角色,市場教育、行業準入、收費政策等等,都必須與各部門不斷磨合,事業拓展的速度往往取決于政府服務的效率。
在采訪的桑德部門主管、分析師、行業專家,無一不認為文一波具有戰略前瞻性。然而,事實的悖論往往在于,戰略前瞻性并不能保證桑德順理成章地擁有一個利基市場,并據此專注做大。在桑德的文化中,信奉一種“移動打靶”的管理理念——“最高、最難的目標是處于不斷移動中的目標。在對移動的目標進行‘射擊’時,要根據目標移動的情況及時、迅速地組織與目標相匹配的各項資源。”但是,為什么桑德需要能“強有力”地固定住靶位?
文一波說,首創股份總經理潘文堂管他叫“前輩”,因為運作BOT桑德領風氣之先,但是,如今他避走鋒芒,而首創則在大張旗鼓推廣流域治理的模式,其與湖南省政府的合作,一個項目設計湘江流域十幾個污水處理項目,一出手就是50億的總投資。攻守之間,首創和文一波都明白,核心的金融、政治資源的不足令桑德失了一招。
不幸的是,在他的圈子,這些東西本來是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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