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媒體報道反映杭州農藥廠修復項目異味擾民，其實污染場地環境管理中的二次污染控制問題由來已久。
　　“控制不好，修復項目就變成了‘排污項目’，而要控制好二次污染，僅僅加強監管似乎也不夠。”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郭觀林介紹說，以異位修復技術為主是國內場地修復模式的基本現狀，對污染物終端處理處置的選擇和控制是關鍵問題，也是實際管理中的棘手問題。“特別是一些高危場地的污染土壤，在轉運、暫存和處置過程中一旦監管不到位，極易造成污染轉移或擴散，有時還會發生利益驅動下的偷排偷倒。”
　　異位修復污染風險需重視
　　如果業主貪圖便宜，選了缺乏經驗、水平偏低、責任感不強的修復公司，就無法有效控制二次污染
　　談到轉移和擴散，輕工業環境保護研究所總工程師宋云舉例說：“有些含揮發性有機物的場地，如果不注意方法，到開挖結束時污染物就揮發了一大半，裝車、運輸、卸車時再揮發一些，幾乎跑光了，這就不是修復而是污染轉移釋放了。”
　　宋云強調，污染場地調查修復過程要特別注意不使污染范圍擴大，或把污染物從可控狀態變成不可控。“缺乏有效污染控制措施的修復工程車間，就像一個沒有污染處理設施的工廠，持續向環境排污。污水排放出去了還有機會回收補救，對廢氣則根本不可能。”
　　宋云表示，在土壤修復項目中，土壤淋洗產生的廢水、抽提出的受污染土壤氣、地下水以及熱解吸、焚燒等產生的煙氣都需要處理。污水和煙氣處理有復雜的技術和工藝要求，處理費用占有不小的比重。如果業主貪圖便宜，選了缺乏經驗、水平偏低、責任感不強的修復公司，就無法有效控制二次污染。
　　對于修復項目二次污染擾民的問題，宋云認為主要有四個原因。一是沒有形成控制二次污染的管理制度，措施隨意性太大；二是被修復的多為待開發場地，為節約時間都是短時間大面積開挖，一遇揮發性污染物，很容易四處飄散，不易控制；三是有些異位修復場址距離居民區太近；四是修復公司對污染處置設備不熟悉，不能很好地發揮其作用，遇到故障不能及時恢復運行，以致污染物直排入環境。
　　利益相關方都有責權管理
　　以政府、污染責任方、業主、修復商和公眾等各利益相關方為責任管理者，標準法規需更細化、更具可操作性
　　“場地修復污染控制是否需要用環評制度加以保證，值得探討。”宋云認為，盡管目前國內環評公司還缺乏為修復項目做環評的經驗，不過污染場地二次污染的規律性比較強，隨著經驗的積累相信也能較快勝任。
　　“國家需要編發相應的技術導則，環評人員也需要專門培訓。”宋云建議，前期準備一定要做到位，技術、設備選擇要論證，要識別出可能有重大影響的問題。對于擾民的問題，要和居民解釋，承諾解決問題，給出時間表。“任何情況下都要堅守公眾健康和生態環境優先的原則，有違之的要停工，盡快控制污染，重新考慮技術方案。”
　　“工程啟動后，用信息公開支撐公眾參與，盡可能地向有需要的公眾提供環境監測數據，各方、各環節的責任人及其聯系方式都應該公布。在許多污染場地修復工程中，當地政府和業主單位非常重視修復施工過程中的環境管理。”環境保護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土壤污染防治研究中心副主任龍濤介紹說，在長三角地區，許多修復施工單位在施工前會編制施工過程環境保護方案并實施，業主聘請質量控制單位和環境監理單位監督施工質量和環保情況，地方環保部門則通過巡查進行監管。
　　場地周邊居民也是環境管理的積極監督者。據龍濤介紹，“某污染場地的施工單位還主動組織了與當地居民的交流活動，讓居民了解場地修復采用的技術、裝備、實施方案、環保措施，幫助大家認識到場地修復的長期環境效益，取得了較好的反響。”
　　“業主、環保局、監理方都需要加強和公眾對話的能力，對所取得數據的準確性和說服力，要心中有數。開始會比較難，但只要堅持下去，隨著經驗的積累，行業整體應對、溝通的能力就能提升。”談到修復項目能否與公眾和諧相處，宋云充滿信心。
　　“污染場地環境管理在我國是個新問題，需要多個管理部門協作。已出臺的政策給出了一些指導性思路，但要做得更好，只有依靠具體實踐不斷發現和解決各種問題。”龍濤相信實踐出真知。他還透露，環境保護部已啟動了修復驗收相關技術導則的編制工作，從國家層面給出這一環節的具體程序和技術要求。
　　“關鍵是要具有可操作性。”北京建工環境修復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書鵬希望相關法規標準政策等足夠細化，更便于執行。
　　宋云表示，良好的污染場地環境管理制度應該有利于業主操作、有利于修復公司實施、有利于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管理。他呼吁全行業不斷思考、探討，共同建立和完善。
　　高勝達也表示贊同：“污染場地環境管理從本質上講就是責任管理，即政府、污染責任方、業主、修復商和公眾等各利益相關方的責任管理。”他希望起草中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和相關制度建設能對此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