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2世紀，中國南宋時期的著名學者朱熹就提出了“天無棄物”的觀點。近二、三十年來，環境問題日益突出、資源日益短缺，處置固體廢物并把它轉化為可供人類利用的資源，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讓垃圾“變廢為寶”，成為新的能源，通過先進技術焚燒、轉化，是一條較為符合“減量化、無害化、資源化”標準的途徑。
    本該是個朝陽產業，可怎么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了呢？“垃圾焚燒”走進社會輿論的誤區，關鍵在于在此中沒有形成以政府、企業、百姓為三角的穩定關系。
“三化”的最優選擇
    先用數據告訴你一些事實。近十年來，城鎮居民的垃圾生產量正以10%的速度快速增長，以杭州天子嶺垃圾填埋區為例，為了消化這些日益增長的垃圾，填埋場已填高達百米，還有5-6年就將達到飽和，杭州已無法再找到合適的垃圾填埋土地。而國外研究表明，1噸垃圾露天焚燒或在填埋場自燃排放的有害氣體和二惡英量，遠遠高于同等垃圾經過現代化焚燒排放水平。來自德國的研究顯示，當垃圾被運往焚燒廠時，二惡英單位含量就已達50納克，生活垃圾經過焚燒后，垃圾中原有二惡英得到有效分解，向空氣排放的二惡英只相當于原有含量的1%。
    由此表明，“垃圾圍城”已經不容忽視，綜合傳統垃圾處理的優劣性比較，同時根據垃圾處理“減量化、無害化、資源化”的“三化”標準，“垃圾焚燒”或是最優選擇。
　　垃圾從產生開始，就是一種污染，對于它的處理，就是要將污染程度降到最低。
    不得不承認，垃圾焚燒仍然有它的缺陷所在，如就國情而言，我國垃圾分類的普及和實施還不盡人意。但垃圾焚燒技術在我國發展近二十年，已經逐步形成適合于我國垃圾處理的成熟型技術。眼下，國際上對于二惡英排放指標最為嚴格的是歐盟制定的0.1ngTEQ/Nm3標準。而我們的技術水平不僅要求達到歐盟標準，甚至向更高標準趨零排放方向努力。　
“鄰避效應”折射三方矛盾
    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只要哪里有垃圾處理項目，哪里就會有民眾反對。誰都希望“垃圾圍城”現象得到解決，但誰都不愿意將垃圾處理項目建在自家周圍。建立垃圾處理項目，解決日益凸顯的“垃圾圍城”難題，是民心工程、惠民工程，緣何得不到公眾的理解和支持？從公眾角度看待此問題，“鄰避效應”是反對項目的主要考慮，都希望垃圾得到科學有效的處理，但都不希望垃圾廠建在自家門口。導致的結果是，政府的“民心工程”從民心出發，卻沒有抵達民心。
    “鄰避效應”不斷出現，還有一個原因，即一些民眾對環境監管缺少信心。即便上馬項目已通過環評，但人們還是擔心企業未必完全按照要求去做。這種擔心并非多余。倘若項目企業為自身小利益而犧牲環境，受害的還是當地民眾。
    因此，“鄰避效應”不是某一群個體的心理體現，而是政府、企業、百姓三方關系存在矛盾的折射。
形成穩定的“三角”關系
　　先看新加坡的案例。位于 “花園城市”新加坡本島西南的裕廊島，是世界第三大石油煉化產業中心，但在新加坡，很少發生對該項目的抗議。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新加坡在環境保護方面制定了嚴格標準。對于大型工業項目的啟動，環保部門會在項目設計時加以控制，貫穿開發、運行的每個環節。此外，新加坡政府和普通民眾之間溝通管道的暢通也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鄰避效應”的顧慮。
    在“垃圾焚燒”的博弈中，政府、企業、百姓三者關系相互依存，也相互制約，關鍵是形成三方合力。其中，企業的自律性是維持三者關系穩定的首要條件。還有什么是比周邊的老百姓看著干凈的煙囪、環境良好地企業更有說服力的？
    政府合理科學的規劃，以及及時到位的監管措施是維持“三角”穩定的一劑強心針。而老百姓不能只做垃圾的“生產者”，更應成為垃圾處理的主力軍，對“垃圾焚燒”多一些理解，從源頭上認真做好垃圾分類。
    只有三方形成有效的互動機制，才能真正解決眼下迫在眉睫的“垃圾圍城”難題，真正推動垃圾產業科學、穩定發展。


（作者王元珞系全聯環境服務業商會常務副會長、浙江省資源綜合利用和清潔生產協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