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近期因垃圾焚燒廠建設項目而爆發群體性事件，圍繞這一產業多年的爭議再次進入人們的視線。專家表示，中國制定的垃圾焚燒污染物排放標準并不比歐盟等地低，而為有效化解項目建設中的“鄰避效應”，應實施社區回饋工程。

    二惡英排放不及總源百分之一

    5月初，杭州市余杭區中泰鄉及附近地區居民因反對垃圾焚燒項目選址而發生群體性聚集事件，引發全國關注。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今天專門就垃圾焚燒產業發展舉行媒體見面會，有關專家對多年來頻發的爭議進行了解讀。

    由于此前各地垃圾焚燒項目爭議的焦點是二惡英排放問題，在媒體報道中被冠以“二惡英研究泰斗”稱號的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環境化學與生態毒理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鄭明輝表示，實際上目前生活中二惡英排放源很多，空氣和食品都含有二惡英，全世界任何角落都有。而生活垃圾燃燒排放的二惡英量是非常少的，預計不足總排放源的百分之一。

    針對被外界詬病的國家標準偏低問題。此前，環保部和國家質檢總局剛剛發布了《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GB 18485—2014)，其中二惡英類控制限制在用國際上最嚴格的標準。

    而就在4月底，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擔任執行主任陶光遠曾專門就垃圾焚燒排放標準對中國和歐盟等地進行了比較，得出結論是中國垃圾焚燒污染物排放達標值是德國焚燒場的最多達數百倍，標準太低。

    對此，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劉陽生直接稱其“非常不專業”。劉陽生表示，“他拿歐盟這個標準的日均值和我們中國這個標準的小時均值來對照的，差的太遠了，天地之別”，“良心大大的壞”。清華大學環境學院聶永豐教授對此解釋稱，中國的標準體系和國外的標準體系不一樣，中國標準過去只有小時均值而沒有日均值，而日均值和小時均值是有一個換算的關系，這里面是成倍的，成多少倍的在發生變化。
 
    博弈狀態下建議實施利益回饋

    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今天邀請到三位專家解讀垃圾焚燒爭議。而他們三位聶永豐、劉陽生和鄭明輝，也被視為國內垃圾焚燒項目著名的力挺派。不過，鄭明輝也表示，實際上現在反對垃圾焚燒爭論中“反焚燒”和“反建”是兩回事，反焚燒涉及到專業技術問題，可以一起來討論，但是反建，很多事情不是專家能做的，也不是老百姓能做的，從政府建設規劃方面就應該考慮到對居民的影響和承受力的問題。

    劉陽生表示，垃圾焚燒場建在家門口，“看著不舒服是肯定的”，但是受益的是大眾，影響的是小眾，所以就剩下一個博弈的問題，這就涉及到選址的科學規劃問題，還有公平公正的問題，應該有一個利益回饋，但是不是生態補償，而是建一個焚燒垃圾廠給周圍帶來產業升級，給老百姓帶來生活和就業環境的升級。

    鄭明輝也提出，有一個專門的詞匯是社區回饋工程，為了平息民怨，臺北市北投垃圾焚燒廠當時投資70億元，留下20億元做了社區回饋工程，包括在周邊興建了公園、游泳池和圖書館等設施，“社區周邊品質提高了，這時候老百姓不會萬眾一心的反對了”。

    但是這種聰明的辦法在中國內地是否行得通仍是個疑問。鄭明輝透露，當初也曾對北京市方面提出過類似建議，“他們說這個在中國執行不了。為什么？建設焚燒爐是市政部門在做，建設公園是園林局做，我說你在這建一個公園，他理我嗎？”

    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秘書長駱建華也表示，反建和反焚燒是不同的概念。反建是一個社會問題，反焚燒則是一個技術問題。現在國內垃圾處理出現這么多問題，反映了一個城市的管理水平，“我們現在把責任推到垃圾焚燒這一塊，把解決問題的辦法推給專家，這是不合適的，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問題。”（翟瑞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