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能是意料之中的圖景，甚至已算不上尷尬：廣州市人大代表分7個小組視察全市垃圾分類情況，結果發現“明察效果普遍好，暗訪基本沒分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張桂芳在視察后表示，新的財政年度要增加對垃圾分類的投入，要加大檢查監督的力度，建立暗訪巡查、處罰通報的機制。

 

    事實上，“明察效果普遍好”一端，同樣需要細加甄別：是下級為迎合上級檢查，詳加準備、步步設防的結果？還是在行政一元主導之下，只要真的有所謂“高度重視”，就可以做出一些實打實的成績？從“很新凈”一看就知道平常不用的分類設備看來，前者的可能性顯然更大。何況，垃圾分類做得好不好，甚至人大代表、政府官員本身也并不缺乏切身的體驗，工作之外回到家庭，其所在社區垃圾分類的日常情況如何，豈不是更直觀？

 

    相較而言，人大代表暗訪所見，基本可與市民日常生活觀感相類。有人大代表發現，分類運輸成為整個垃圾分類流程的薄弱環節，小區有進行垃圾分類運輸的還不到三成。這也就意味著，即便居民經過艱難宣導、學會并嘗試使用相關知識對生活垃圾進行分類處理，在運輸過程中依然面臨“混收混運”的對待，其不僅會對分類效果產生影響，同時也澆滅了居民參與的那點積極性。更為嚴重的問題在于，此背景之下放松(甚至消極)對居民、社區分類的培訓、引導與督促，事實上更多屬于行政消極作為的結果。只是在表面看來，讓環衛運輸與居民切實參與之間，顯得互為因果、不可開交。

 

    2011年3月，媒體對先期展開垃圾分類試點的社區做調查發現，不同試點社區之所以出現垃圾分類效果好壞不一的局面，其核心因素落在了環衛工人這一端。也就是說，垃圾分類做得好不好，現有的做法基本只是倚靠環衛工人的后期努力。又是兩年過去，面對人大代表“民眾自己扔進去還是環衛工幫忙扔進去”的提問，專司垃圾分類的基層政府官員幾乎依然無法作答，而檔口攤主的回答顯然更接近實情———“環衛工會處理”。

 

    2000年，廣州便是國家首批生活垃圾分類試點城市，十多年過去，困局難解的局面依舊。幾乎同一時間開始推廣垃圾分類的臺灣，所取得的成效卻是令人矚目。內地政府在借鑒、學習海峽對岸的垃圾分類經驗時，強調處罰機制、強制分類的重要性，對臺灣民間組織在垃圾分類中所起到的作用卻不常提及。有學者研究表明，舊有的社會動員模式，強調行政一元化主導的控制力，乃至具體執行過程中的宣教模式、檢查評比等，已較難適應當下社區多元主體之下的情勢。由是觀之，培育、孵化、引導、借助民間組織的力量參與垃圾分類，長遠看顯得尤為重要，短期看也亟須切實的方案。

 

    問題依然存在，困局仍舊待解。政府加大投入、檢查力度加強、明察+暗訪等源于行政主導的垃圾分類推廣思路，可能需要更開闊的視野與更多元的主體介入。當然，政府力主的姿態，同樣得有真的作為，需要有像力排眾議強推垃圾焚燒項目般的決心，而不能讓“垃圾分類做不好”只成為“垃圾焚燒項目上馬”的一個由頭，甚至以行政的消極不作為去促成前者局面的達致。出于對垃圾焚燒項目巨大工程利益的提防，甚至不排除將垃圾分類成功與否，作為焚燒這一垃圾處理輔助手段擴張與否的前置條件。既然垃圾分類是退無可退的生存選擇，無論是政府，還是市民，都將注定身臨退無可退的境地，這是基本共識達成的基礎，也應當是共同行動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