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全國600多座大中城市中，有2/3陷入垃圾的包圍之中，且有1/4的城市已沒有合適場所堆放垃圾。

8月24日，首都文明辦、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向全市征集垃圾減量分類最佳方法，主要包括怎么勸導居民垃圾分類、如何提供分類“技術指導”、什么樣的宣傳最有效、人性化工作方法是什么，等等。

一場從源頭上讓垃圾減量、資源化和無害化的行動，近年來正在北京逐步展開，以最終化解日益加劇的“垃圾圍城”困境。

“大中城市每年產生的大量垃圾，如果無法得到有效的分類處理，垃圾數量的激增和有限的處理手段將會擰成死結。”北京石油化工學院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曹淑艷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

城市生活垃圾危局凸顯

2009年12月，在廣東連州國際攝影家年展上，自由攝影師王久良以一組《垃圾圍城，北京——一個攝影師眼中的映像》的作品獲得了年度杰出藝術家金獎。

在一張衛星地圖上，王久良還將自己拍攝過的非法垃圾填埋場，用黃色標簽密密麻麻地標出，居然在北京城區外形成了一個“七環”。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主管的北京市垃圾分類官網也有一個形象的說法——目前北京市每天產生的垃圾，如果用裝載量為2.5噸的卡車來運輸這些垃圾，長度接近50公里，能夠排滿三環路一圈。

《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第八十八條明確指出：生活垃圾，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為日常生活提供服務的活動中產生的固體廢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視為生活垃圾的固體廢物。

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北京每天產生垃圾1.83萬噸，每年增長8%。而北京市的垃圾處理能力，目前僅為每日1.041萬噸，缺口高達8000噸。

“垃圾圍城”困境并非北京獨有。有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全國600多座大中城市中，有2/3陷入垃圾的包圍之中，且有1/4的城市已沒有合適場所堆放垃圾。據2010年上海市社科院調查，截至2010年底，上海生活垃圾日產生量達2萬噸。同樣，廣州作為華南地區人口超千萬的超大城市，每天產生的生活垃圾多達1.8萬噸。

值得注意的是，“垃圾圍城”現象，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二三線城市。“在農業經濟時代，所產生的垃圾，基本可被自然‘回收’，然而在城市化和工業化時代，自然界已經越來越難以消納人類生活的附屬產品。”中國政法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副所長陳明生副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

統計數據顯示，20世紀80年代，全國城市垃圾年產量約為1.15億噸，到90年代已達1.43億噸。目前國內每年城市垃圾產生量在1.8億噸左右。預測到2030年，中國城市垃圾年產總量將達到4.09億噸。

“近年來，國內因垃圾處理引發的社會矛盾和糾紛時有發生。”陳明生說，“應從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高度，重新審視中國城市垃圾處理中存在的機制缺陷，構建一種更科學、更合理的垃圾處理體系。”

“填埋”是沒辦法的辦法

目前世界上通行的垃圾處理方式，主要有填埋、焚燒和綜合利用(再生循環利用)3種。

在中國，多數城市處理垃圾仍把填埋作為首選方式。以北京為例，2011年北京全年產生的生活垃圾高達634.9萬噸，平均每天1.74萬噸，全市每天的垃圾處理能力為1萬噸，填埋的垃圾比例高達70%。

據了解，目前北京有17個填埋場和5個生化處理廠，固體垃圾主要還是填埋為主，每年約消耗500畝土地。這不僅造成土地資源的巨大浪費和破壞，而且還導致大氣污染、水污染等二次嚴重污染。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堆積成山的城市生活垃圾，正逐漸吞噬著寶貴的城市土地資源。”曹淑艷說。

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城市垃圾歷年堆放總量高達70億噸，而且產生量每年以約8.98%速度遞增。

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有關環衛專家表示，中國是一個土地稀缺的國家，特別是人口密集、垃圾產生量大的城市地區，填埋方式將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

“由于目前城市垃圾處理設施嚴重不足，以致垃圾占據了城市周邊的大量土地，相當一部分城市的土壤、水體、大氣受到污染。”陳明生說，“對于垃圾處理來說，‘填埋’方式是沒辦法的辦法。”

垃圾焚燒“潛行”

本刊記者調查發現，垃圾焚燒作為一種發展最為迅速的技術，近年來爭議從未消歇，而各地的垃圾焚燒廠，也陷入了一種尷尬的境地。

根據相關規劃，“十二五”期間，全國將新增處理垃圾能力約40萬噸/日，新增投資約1400億元。此外，還有一些續建項目需要追加投資，續建投資約300億元。到2015年，全國城市新增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55萬噸/日以上。

現實中，投資者對垃圾環保處理行業的投資熱情在持續升溫。主要原因除了投資商看到垃圾焚燒有著巨大的市場潛力外，還與垃圾環保處理行業的政策與技術、市場環境日趨成熟密切相關。

2011年12月8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垃圾發電展望論壇上，上海環境衛生工程設計院院長張益透露，目前建成和在建的垃圾焚燒廠，總數超過160座，“十二五”期間規劃的垃圾焚燒廠超過200座，到“十二五”末總數將超過300座。

然而，近年來垃圾焚燒廠項目的選址、開工，一直飽受公眾的質疑乃至反對甚至引發紛爭，乃至群體性事件。因此，在垃圾焚燒廠的建設上，有些地方不得不從以往的高調宣傳改為低調推進。

從以往情況來看，公眾反對的深層原因很復雜。比如原有的垃圾焚燒廠標準偏低，管理力度不夠，造成煙氣超標、臭氣擾民的現象；土地價格、房產價格持續推高，加重了居民對于環境質量的要求；二惡英的污染引起居民的恐慌。

更主要的是，由于過去有些地方定位不當，在招投標過程中不透明，造成垃圾焚燒企業的運行管理上不夠規范，引起公眾普遍反感。

與此同時，垃圾焚燒在學界也爭議不休。曾經有多位“主燒派”專家被曝“與垃圾焚燒項目有直接利益關聯”。有人甚至查閱資料指出，德國、荷蘭等都早已相繼頒布了“焚化爐禁建令”，于是“那些在國外賣不出去的垃圾焚燒設備商開始轉戰中國，利用中國專家來游說政府，從而形成一個巨大的利益鏈。”

被輿論稱為“反燒派”領軍人物的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趙章元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迄今為止，控制爐溫的穩定、控制二惡英生成量依然還停留在理論上，實際操作很難做到。”

在趙章元看來，日本的焚燒爐數世界最多、技術最先進，但縱使如此依然有二惡英所導致的環境污染及癌癥事故發生，“值得中國警惕”。

據了解，投資的利益回報，不斷激發著投資商投建垃圾焚燒廠的熱情。在多數官方語境中，垃圾焚燒廠始終是環保項目的典范，幾乎等同于“垃圾的資源化利用”，為此，各地政府給予垃圾焚燒廠一定金額的補貼。

作為一家以環保能源為投資方向的企業，光大環保(蘇州)有限公司至今已投資多個環保項目。該公司總經理吳凱向本刊記者透露，“垃圾焚燒，每噸垃圾運行成本為65~130元，主要收入來源包括垃圾處理補貼費，每噸垃圾40~240元(地域差異較大)；余熱發電。”

對于余熱發電，吳凱算了這樣一筆細賬：“每一噸生活垃圾焚燒上網電量約350kWh。按每度電0.65元計算，一個日處理能力1000噸的生活垃圾焚燒廠，每天售電收入為162500元，折合每噸垃圾發電收入為162.5元。”

從垃圾減量分類中“突圍”

填埋垃圾吞噬大量土地資源，而垃圾焚燒又阻力重重，有些地方便逐步把重心投向垃圾減量垃圾分類。

據曹淑艷介紹，首先是減少垃圾的產生，其次是垃圾分類，盡可能地回收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垃圾就要進行處理，包括生物處理和其他處理方式，最后將不能處理的殘渣進行填埋處置，這是目前發達國家遵循的垃圾處理原則。

而事實上，早在2000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等就被列為首批生活垃圾分類試點城市，然而，12年過去，很多城市中的垃圾分類工作都舉步維艱，陷入名存實亡的境地。

長期以來，中國對于環保及垃圾回收利用等方面的投資，不但水平較低，而且也缺乏對公眾的有效引導。“分類后倒垃圾桶，垃圾車一來，一咕咚地又混倒一車拉走，我分類有什么意義呢？”一位廣州市民曾對本刊記者這樣說。

在這種背景下，國內首部城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辦法——《廣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暫行規定》2011年4月1日正式實施。而北京、上海等地垃圾減量垃圾分類相關管理辦法的制定，已被提上議事日程。

曹淑艷認為，中國廣大居民具有垃圾分類的愿望，可以以社區為單位引導居民做好垃圾分類。

“居民產生的生活垃圾量與生產者供給的產品的環境友好度密切相關，過度包裝的產品、一味刺激更新購買的產品營銷，都非常不利于垃圾減量。很大程度上，只有垃圾處理前端市場化程度提高，才能推進垃圾減量工作。”

在曹淑艷看來，在做好垃圾減量垃圾分類工作的前提下，垃圾焚燒要保證監管到位，監測數據真實可靠。“增加監管的透明度，讓公眾不僅參與項目的環境評估，還能參與到垃圾處理設施建好后的運營監督中。”

為減少因焚燒垃圾而導致的二惡英污染，自2000年起，日本先后頒布了垃圾減量分類的相關法律，從源頭上減少垃圾，實行垃圾分類。

“日本垃圾分類可謂細致入微，實踐起來難免繁瑣，不過如此細分自有其道理。”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宋寧而博士介紹，在日本，除了城鎮政府會統一收集處理垃圾外，還允許社區居民自行組成團體，實施垃圾回收。

以日本橫濱市為例，當地社區業主所組成的自治會、町內會、兒童會等各種市民團體在市政府相關部門登記后，即可進行垃圾產業活動。據宋寧而介紹，這些市民團體與廢品回收業者進行聯系，與其簽訂協議后，通知社區居民，按照團體擬定的時間、地點、回收垃圾的品類，對舊紙、舊布、金屬瓶罐等物品進行分類處置，然后由廢品回收業者來回收。”

同時，政府還根據社會團體的垃圾回收量給予獎勵。“市政府規定，市民團體與廢品回收業者可根據自己的活動業績進行獎金申請，每處理1公斤可回收垃圾，可從市政府獲得3日元獎勵，獎金可用于市民團體的一切活動。”